日本内阁府在8月17日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剔除物价变化影响后，2026年第二季度日本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环比增长了0.3%，年率增幅为1.1%，均低于上季度修正后的1.9%以及经济学家的预期2%。整体看来，经济显得相当疲软。个人消费，这一占日本经济总量超过一半的主要组成部分，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企业设备投资按环比下降1.2%，民间住宅投资也下降了0.5%，公共需求则减缩了0.8%，内需的整体疲弱直接拖累了经济增长。同时，作为日本长期利率的主要指数，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至2.93%，创下近30年来的最高点。尽管经历了美日联合干预后日元汇率短暂回升，但随即又持续贬值，反映出经济的复杂局面。这些数据到底说明了什么？日本目前面临着怎样的经济挑战？高市早苗政府是否还有对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副院长张玉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解读。他指出，最新的二季度经济数据中内需的全线收缩最为引人注目，这表明日本经济的疲弱并非只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由结构性负增长和外部冲击共同造成的，内需在这种内外压力下难以得到恢复。日本的实际购买力因日元贬值而下降，近期日元贬值致使进口价格飙升，工资增长未能跟上物价的上升，居民实际收入停滞，消费因此受到影响。此外，由于企业信心不足，内需前景不明和进口成本上涨，设备投资明显回落；房贷成本的预期上升使得住宅投资萎缩。与此同时，公共需求的降低与财政空间受限不无关系。受到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等结构性问题挑战，日本的潜在经济增长率依然处于低位。此外，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导致油价上涨，作为能源进口国的日本遭遇更大的进口成本压力，输入型通胀随之加重，全球需求的放缓也使得向日本的出口订单减少。
近期，作为日本的长期基准利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猛升至2.93%，创下1996年9月以来的历史新高。同时，日元的贬值趋势也在持续。日本在二季度内实施了三次日元汇率干预，总规模超过11万亿日元；在7月31日的美日联合干预后，日元短暂回升后又显著贬值，当前日元汇率逐步回落至1美元兑159-160的区间，几乎将干预带来的涨幅全数回吐。张玉来认识到，日本国债收益率的快速上涨和日元的持续贬值，其根本原因依然是日本经济基本面疲弱，财政负担沉重，使得日元作为全球廉价资金池的信用基础正在动摇。日本高企的债务率与老龄化带来的社保支出刚性增长，加上长期的经济增长低迷，使市场对日本国债的风险溢价要求上升。日元的贬值同样反映了日本经济的低增长、高债务与政策空间狭窄。在长期低利率的环境下，日元已成为国际套利交易的主要融资货币，而一旦日本央行被迫收紧政策导致国债收益走高，资金将可能迅速回流，日本的套利交易将遭遇平仓，外溢效应将波及美债，使得美国面临债务收益率上行的压力。
张玉来进一步指出，在日本战后政治历史中，经济增长始终是政府支持率的重要指标。当前日本经济需要优先解决由长期金融宽松带来的负资产问题，但高市早苗政府的经济政策却出现了明显的方向性错误，财政扩张路线与日本经济的实情相悖，经济下行已成定局，这也将直接导致其支持率的下降。目前，日本政府的债务余额已达到1346万亿日元，债务率高达225%，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居于最高水平。因高市内阁大规模减税与财政支出政策的叠加，预计到2026年底，日本国债余额将增加146万亿日元，逼近1500万亿日元的关口。在面临如此严峻的经济形势下，高市早苗政府却采取了一方面扩张财政支出加大减税政策，另一方面推进“再军事化”的策略，消耗大量公共财政资源，进一步恶化市场对日本财政纪律的预期，从而导致“财政扩张—利率上升—日元贬值—通胀上升—居民实际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日本央行虽然在其货币政策委员会上释放出加息信号，但在加息的节奏与幅度上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不仅因高市政府与央行之间的加息意见不合，更因为加息过快可能会冲击消费，增加企业的投资成本，使本就面临困境的日本央行加息进程面临诸多不确定性。对于普通民众而言，物价上涨、购买力下降与生活成本上升将使他们的体验愈加恶化，因此日渐明显的经济困境必将导致高市政府的支持率大幅下滑。仅靠“空洞的承诺”是无法为日本经济解决深层的结构性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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